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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其实以一种大国学的视野观之，墨家作为儒家最早的反对派，其站在在野立场的他者视角，非常有利于以文化偏统的地位来看文化正统的不足，好比以个体言说的独一来弥补宏大叙事的同一。墨家的兼爱，则为墨子及其学派孜孜以求并必欲实现的理想，有实际践履的层次。

这篇以康德式发问为起头的宣言，阐述了新墨家须在建本—文化的全观与深层透视、创新—对墨学的创造性诠释上做两方面的工作。嗟乎，虎啸而谷风起，龙兴则景云现，昔子墨子金声振于外，灼然玉举，高标圣教。则视墨家如光彩炫目之彗星，乍视而终不复见，俨同神迹矣——弊在割裂墨学源流与传承之间的关系，以为墨学经过秦火和汉武一教独尊之后，早已形神俱灭，于后世中国传统文化全无影响，乃死掉的传统、死掉的文本， 博物馆化是其历史命运。于墨学界而言亦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今人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回看，会感到清末民初的墨学复兴浪潮对于墨家思想价值的真正重光，作用是有限的。

仅依传世经典儒《吕氏春秋》或极其有限的出土秦简的记载，仍不足征，文献不足故也。其援庄子为义偃兵，造兵之本言，认为墨子强欲为同，始与儒家为敌，名为非攻，岂有非造攻之首、墨子之教实与天方基督同科，而十字军之祸，夙见于禹域矣。48.方克立：《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9页。

方克立先生多次表明，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自已最能心契和赞同的是张岱年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然而，三大思潮之间的交流对话、健康互动与良性循环"有赖于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才不至于使希望落空。与所有的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研究者一样，方先生也有自己的理论立场，在他看来，"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派思想学说，在解决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意见，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连结传统和现代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偏于保守的文化立场也给中国现代化带来了若干消极负面的影响，它显然不能代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全的正确的方向。" 方先生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这只不过是"大陆新儒家"的一派，"因为无条件地认同港台新儒家并不是所有大陆新儒家的共同特点，有人还呼唤在大陆'形成有异于港台地区的新儒家群体'"。

所谓'西学为用'就是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一切对主体文化有学习、借鉴价值的东西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正因为如此，这股大陆新儒学思潮甫一高调出场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引起了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先生的高度警觉、关注和深切思考，思想的交锋与论辩在所难免。

继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最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革命，作为现代中国的开端，它也可以说是由中国现代新知识分子所领导的一场"试图通过思想和社会改革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从这样一种理论立场和研究态度来认识儒学的现代价值，自然会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在预计它的未来前景时，我们不认为它有重新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以至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唯一的定盘针'的可能，但却认为它的一些思想富有积极合理的价值，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对今后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仍将有重要的影响。73.[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页。什么人专什么人的政呢？他认为是贤人专不贤之人的政，有贤德的仁者、"儒士"专"儒士共同体之外的人"的政。

初涉"马魂、中体、西用"论者往往对其高扬"马学为魂"的旗帜印象深刻，"西学为用"的意义也不难理解，而未见得能够充分注意和深切体认"中学为体"的新义和深义，在我看来后者正是方先生此论的精义和主要理论创获之所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宏观、开阔的思想史视野，方先生认为，"现代新儒学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它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大致同时产生，并在错综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发展。60.方克立：《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理性与生命〉（1）、（2）》，《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01页。上述看法不仅阐明了关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种视野宏大而开阔、视角独特而辩证的整体性的研究路径，揭示了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学术思想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事实上也特别传达了一种为现代新儒家正名辩诬乃至引导人们理性、客观、全面地认识这种学术文化思潮的深层用意。

65.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1-152页。6.如钱穆先生所说："孔子以前，中国文化，已经历两千年以上之积累。

方先生曾多次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选择，"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要解决中、西、马三种文化传统、三大文化思潮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陈先达、方克立、赵敦华先生中西马高端对话》，《北大中国文化研究》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14.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坚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卓越的中国哲学史家，方先生在这方面所做的学术探索工作和不懈的思想努力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很明显，这两派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胸襟和开放态度应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比较顽固守旧派有着相对多元开放立场的现代新儒家，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显然还是要逊色得多。诚如方先生所说： 2004年出现了一股公开主张"立儒教为国教"、"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大陆新儒学思潮，召开"文化保守主义峰会"，创办标榜"儒家立场、儒学理念、儒教事业"的网站，大搞尊孔祭孔活动，推行读经运动，其代表人物还提出了以"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院制取代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所谓"王道政治"方案，声称要用"儒化"的办法把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成一个"儒士共同体专政"的国家。肯定'互动'说并不是丧失立场，肯定'互动'说也不是搞什么'统战'把戏，而是发展中国新文化的需要，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或者说是内在要求。我还认为，为了证明那些被忽视的思想不无道理，学者们通过改变它们的形式来使它们与现实对话。53.方克立：《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7页。

3、发展、多元、开放的理论视角和文化心态。事实上，方先生已成为张岱年先生逝世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基于上述分析，在对蒋文作出全面评述的最后，方先生又重申了他的理论立场和对儒学本质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命运的一以贯之的看法。而在这一古今时代的根本变革过程中，儒家文化和儒教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质疑和激烈批判，乃至儒家的建制"已一去不返，儒学遂尽失其具体的托身之所"而"变成了'游魂'" ，这其中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所经受的震惊与刺激、困惑与纠结确乎是异乎寻常的，迄今为止，在关乎"古今中西"的文化问题上，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和纠结可以说依然如故而难以平息。

方先生还指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成是一种体用关系。方先生也从文明的连续性、继承性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儒家人文主义"的价值，充分肯定了作为中华文化重要载体的儒学为传承民族文化精华所作出的贡献，这就为正确认识儒学的现代价值、充分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学理根据。

只有完全漠视上述这一切的人，才有可能在今天不遗余力地鼓吹重新立儒教为国教，并天真地认为只要儒学儒教能够被立于"王官学"的地位，我们所面临的一切时代性的生存难题便都可以迎刃而解，乃至于历史上儒学被立于"王官学"、儒教处于"国教"地位的所谓"历史事实"决定着中国人的未来宿命，这些主张和观念很难说出于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健全判断。103.方克立：《当代中国文化的"魂"、"体"、"用"关系》，《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78、381页。方先生对自己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的理论立足点始终非常明确和自觉，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其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科学研究，目的是为了在三大思潮对立互动中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新派"能表出一种西方的精神"，而旧派却"只堆积一些陈旧古董"，"那些死板板烂货"怎配和新派对垒而经受得住新派代表人物陈独秀等人那明晰的头脑、锐利的笔锋和锋利的逼问？ 梁先生对旧派的这一批评，真可谓一针见血。

思想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某一种思想单线孤立地演进的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发展尤其如此。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样一种极其落后的唯心主义、蒙昧主义、专制主义理论为什么能够产生，并且还有一定的市场呢？方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很多人分不清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与'复兴儒学（教）'的界线，分不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与无批判地认同传统、颂古非今的界线"。

又如，康晓光是这样宣传和论证其"仁政"理论的： 他说："在仁政里，由谁来执掌政权呢？儒家主张贤人治国。一再强调应立足于中国现代三大思潮"鼎足而三"的思想格局来研究、反思、总结和评价现代新儒家及其思想文化主张之是非得失、哲学贡献与理论困境，充分体现方先生的良苦用心与远见卓识。

46.方克立：《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4页。81.杜维明：《青年王阳明（1472-1509）：行动中的儒家思想》，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杜维明作品系列'序言"，第16页。

54.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7页。"因为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都必须为中国文化所接受，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在三大思潮对立互动和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起作用"。95.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16页。方先生后来又指出："中国文化必须是充满活力与自信的、富有包容性的生命主体和创造主体，它才具有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

明确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之后，在这里需要解决的实际上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之相容性问题。说到底，蒋文所谓的全面"复兴儒学"实不过是认为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儒学可以解决现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意识形态神话而已。

他对"中学为体"做了明确的界定并揭示了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我说的'中学为体'，'体'的涵义已不是指精神指导原则，而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即在一种文化中，它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到底是什么。封建意识形态和"封建遗毒"、"封建糟粕"不能划等号。

因为对于作为主体文化的中国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外来文化，它必须被主体文化所接受并且与主体文化相结合，在主体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其发展了的新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唯有如此它才能在其中起到先进文化的引领、指导和"灵魂"作用。尽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现代新儒学在今天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它还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这两个派别"并存发展，不断斗争较量，直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之日"，但总的来说，"现代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中国没有现实的可能性"。